“不行，不能改。”我语气很坚决。

“西尔维娅，你有时候写东西太绝对了。比如‘存在即被消耗’这种句子，我标出来不少。”她面露无奈，“我会尽可能帮你争取保留。不过你要不要试着，别那么快给答案？”

我知道她是站在我这边的，因此我放软了语气，想缓解气氛：“可是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哦——我理解，亲爱的。”格洛莉亚放下茶杯，“可大部分人买书，是为了能喘口气，而不是听判词。”

她把意面推到我面前：“我想你可以考虑加一小节，或者把我标注的部分重组一下，制造一点缓冲。”

“至少给读者有个‘起跳’的准备，嗯？这样你也许会更容易接受。”

最终，我同意了这个提案。

“好了，吃点东西吧，快结束了。”她把餐巾铺到腿上，小口吃起牛排。

后续的几次会面，我们陆续完成了一些小修改。她效率很高，总是带着提前整理好的方案和建议，而我也不再像最初那样处处坚持。

“所以，你想好这本书叫什么了吗？” 格洛莉亚合上文件夹。

“还没，再等等。”

“不着急。”她说，“这样的故事，值得一个会让人停下脚步的名字。”

其实我已经列了几个备选，我把它们写下来贴在了冰箱门上。每次进厨房，总会少几个。

书快定稿了，她提醒我：“你最好别再大改了，这种时候越改越不满意。”

我点头。我有种预感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用作家的身份讲故事了，我不再需要通过故事来记住什么。

新都有一种几近完美的既视感，但它不会让人真正松懈。就像一套裁剪合身的衣服，可能永远不会是你最想穿旧的那件。

午后，我独自走进一家电影院，门口张贴着老电影重映的海报，正是它把我引了进来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。各类电影总是会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出现在剧目表里，艺术之都的优势尽数体现了。借此机会，我重温了一部实验电影。

我曾挑战过电影马拉松，一晚连看四部。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，隔着一个座位的距离，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，与人一起走进一个又一个故事。

电影进入后半段时，银幕上的主人公和少年时期的自己展开一场对话——

“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名水手。”

“太晚了！”

“我怎么知道呢？我现在才十五岁呢！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火车？”

“如果我停下来等你，那么你就要赶上我了，你不能让时间静止。”

我像那个少年，仰望火车，却不知火车早已驶过；

我像那个大人，回望过去，却无法提醒曾经的自己。

是啊，他说得对，我们谁都不能停下来。

我想他也是这样，他总是清醒地执行着计划内的每一件事。

现在，轮到我了。

连我自己都不太明白它是怎么诞生的，但我顿悟了：我的书，是写给我没能追上的那个“我”的。

电影结束后，我给格洛莉亚发了一条短信。

“我想好书的名字了。”

校对完成得比我预想中快很多。那天上午，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出版社，签约没花太多时间，负责人盖完章后，格洛莉亚拿起我的那份合同。

交给我之前，她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“恭喜你，我真为你骄傲。”她眉眼弯弯，“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写下一本书，但我真的很希望读到。”

我本来想说点什么，比如否认，或者告诉她我其实很好。可她不会信，就像我不信她的年龄。

我回抱住她。拥抱，比所有语言都实在。

新都只是停靠站，一个让我回望的地方，我在这里把那些不愿翻回去读的段落复习了一遍。风平浪静的晃神时刻总会过去。

到站了要学会下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