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卡那刻，她的眼睛亮了一下。毕竟那个数字不小，但我并不觉得被冒犯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调校的，我恰好属于那块“需要被优待”的表面。
新都大道就那么长，我从头逛到尾，刷卡，填地址，等配送上门……我聆听格式化奉承，享受最好的服务，保持适当的距离。仿佛我确实属于这里，仿佛我一直就该这样生活。我的倒影映在橱窗里，穿着新裙子，拎着新包，像一件刚被擦亮的物品。
我没有觉得很高兴，也没有觉得不高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意这些了。
银行门口有一对情侣在吵架，他们站得很近，声音不大，但话语却尖锐又密集。她说他刷爆了信用卡额度，他说她根本不懂生活是什么。他们都很年轻，皮肤绷得发亮，为一座虚构的房子向对方说出一串串带有恶意词，而那房子早就坍缩他们身后。
我站着看了一会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我可以给他们钱。现在掏出现金，他们会怎样？羞耻？愤怒？感激？
这不就是我对自己做的事吗？企图用钱买到问题已经解决的错觉。
他们看了我一眼，我不确定他们在想什么，大概只是一个穿整套新行头的有钱女人。没人知道，我是如何用布料和拉链把自己包裹起来的。我提着袋子走回家，手上有些沉。刚刚买下的一切，可能都用不上了，不过，我不打算退。这样一来，我只需动动手打开衣柜，就能确定它不能带给我什么。
这正是我留下它们的原因。
我顺路进了一间发廊，发型师问我想要什么造型，他向我推荐了当下最流行的盘发。
“不了。”我在理发椅上坐下，“剪短吧，稍微烫卷一些也可以。”
看着镜子里，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这样端详过自己了。黑发从肩头垂落，一缕一缕。理发师用指尖挑起发梢：“这个长度可以吗？会不会太短？”
“可以。”
我看见第一缕头发落在披肩上，又自然地滑到地上。要是剪掉头发时能把那些烦恼一并剪断就好了。镜子里的人一点点变了样子，我的肩膀终于不再承受熟悉的重量，发丝被剪到肩膀以上，尾部微卷，自然地向内收拢。我随手将一侧头发别在耳后。
这是我第一次剪短发。
我去参观了新都美术馆，一个结构复杂到像城中城的地方。除了陈列收藏品和画作，这里同时举办着多个不同类型的展览，当代摄影、视觉文化、装饰艺术、甚至还有服装设计。我买了套票，打算把一天都耗在这儿。
说实话，大部分作品都过于个人化，它们当然富有才华，只是并非我感兴趣的类型。投影机的噪音盖过人声，策展说明写得密密麻麻，令人泄气。我有一个说不上好的习惯，欣赏他人作品时，我总会下意识揣摩他们创作时的思路和心境。这里的展品太有激情，反而削减了我的兴趣，直到我走进一个展厅。
存在的边缘。是这场展览的主题，作者匿名。
我在一幅画前站了很久。它温柔、怪异、滑稽又脆弱，像被梦反复搅拌的童年记忆。画里是一些半人半鸟的生物，眼神呆滞却彼此亲昵。
我生锈的齿轮又一次转动了。
乍看之下，这像是儿童插画，色彩柔和，笔触细腻。在画中世界，所有生物皆失去方向感，它们凝视总是错位的。几乎每个形体都长着红色的乳（！）房，两个，有的甚至三个。它们介于人与鸟之间、身体和意识之间、童年和X成熟之间，成为了模糊的器物，我将之视为成长的中断。
它们贴靠或缠绕，只是为了在对方身上找到一个可供栖息的部位。整幅画没有明显的重心，我的视线在每一对交（！）缠和飞翔的形体间来回游移。最终，我得出结论：这是一块跨越世界秩序，且没有主角的画布。
人类、存在、现实，这些曾经是九十年代前流行的艺术命题，我在文献里读过。而新都的艺术家们似乎不再着眼于明确意义的传达，他们崇尚自由意志，从生活中含混暧昧的片段出发，将熟悉的现实结构打散。
也因如此，这幅画吸引了我。它的名字是Ambivalent States(《非此非彼》)。
我走去咨询台问能不能把这件展品买下来，工作人员拨了一通电话。没过多久，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匆匆赶来，听说我想买画，他格外热情。但得知我看中的是哪一幅后，他的神情迅速黯淡下来。
“很抱歉，”他语气里满是惋惜，“这位艺术家不出售任何作品。”
“一幅都不卖？”
负责人点头：“是的，对方表示，这些都是还未完成的作品，只是借给我们展览。”
我没再多说什么，又回到那幅画前，努力把它的每一个细节记住。记住也不意味着拥有。
晚上我注意到，格洛莉亚给的香蕉已经是可食用状态，我把它放进了冰箱保鲜层。
在我消磨时间的日子里，格洛莉亚看完了初稿。我推开她办公室的门的时候，她正用一只手抻着电话线，她在打电话。
“等我几分钟，我得先讲完这个。”
我点点头，没出声，她的确很忙，工作似乎占据了她全部的生活。很快，她挂掉电话，在我旁边坐下：“久等了，这次我确实慢了些。”
“没关系，看得出来你很忙。”我安慰她。
“嗯，老实说，我的阅读时间全被小组会议和我儿子的事挤掉了。”
“你有儿子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她被我不加掩饰的惊讶逗乐了：“对啊，十九岁，我和他爸很早分开了，他跟我，你看不出来么？”
“你从来没提过。”我说，“我是说，这不多见……”
一个女人要独自照顾一个孩子，同时还要兼顾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，我难以想象。